麦克唐纳的《债务与国家的崛起》仔细探讨了从威尼斯共和国一直到一战、二战及战后年代的公共债务的发展，从城邦共和国内部人持有，到外国投资者，再回到民族主义发端之后的大量个人持有，公共债务的不同的年代都影响了历史的发展。这里面有很多有趣的故事，比如将公债视作捐献，比如抽奖债券，比如债务的提前赎回和重组，古代人在各种现实约束下能想出来的办法，完全不逊色于当代的金融创新。

但从另一个角度，也可以将公共债务视作一个没有什么政治色彩的演变，它更多是评估政府汲取能力的一个指标。这样看也有两个层面来重新审视麦克唐纳叙述的公共债务的历史。

第一是汲取能力的演变。

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首先当然是税收。这可能是麦克唐纳在书中极少提及西方之外的原因。前现代的中国早熟地建立了一套财政汲取的赋税体系，因此本质上不存在发展公共债务的需求。

从西方公共债务的发展看，西方对税的厌恶是公债发展的基础。严格意义上向最广大的居民征收直接税，在法国可能是波旁王朝太阳王建立专制之后；“封建”这个原意之下，君主要么向贵族求助，要么从自己的地产中获得收入，要么举债。

最典型能展现财政汲取能力的是法国。波旁王朝的财政汲取能力，税收是其一，

但税收并不是东方的直接向家庭单位征收，而是古代印度、罗马时代的包税人相比也没有什么改进的制度，因此波旁王朝发明了一套卖官制度，相当于将特定资产的收益（税收）在当期变现，这个体系的问题不在于卖官鬻爵在道德上有多么败坏，而是它本质上是一种寅吃卯粮的“超前支出”设计。对这一设计进行修补的唯一方法，是君主（通过高等法院）不断地违约，通过没收的方式。

另一种汲取是债务。君主的债务或者威尼斯式的公共债务。

第三种则是货币，主要是不断地通过货币贬值来削弱债务的实际价值。这也不是一个近代现象，远迄罗马时代，在铸币中掺杂以收取铸币税，就成为一个流毒千年的手段。

可以说，现代的各种汲取手段，在前现代已经都发展起来了。只是不同的时代，税收、公债、货币的权重并不一样。

麦克唐纳写道：“有一点可以确定：社会无法在税收和开支水平（以及分配）方面达成共识，是战后时代最通常的赤字来源，而这一问题是没有借口可找的。这种情况下的赤字仅仅是社会政治僵局的财政表现。” 深以为然。

然而与金本位脱钩之后，终极的汲取手段还是操纵货币。原因是税收和公债，都受到了民主机制的制约。而以通胀的方式操纵货币，即无需付诸民主机制表决，也不像直接税或间接税那样影响民众感受。

大约可以下结论的是，现代社会无法避免债务的膨胀以及以货币的方式化解债务。没有人喜欢税收的同时，也没有人喜欢削减自己的福利。

从另一个层面看，我想借用明斯基的分类，可以将债务分成：对冲型债务、投机型债务、旁氏债务。以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流能覆盖本息、仅能覆盖利息，以及不能覆盖利息区分。

当然，如果按照MMT的理解，现代主权国家不存在这个问题，或者说大部分有本国居民持有的债务不存在这个问题。因为法定货币只是一种借据。但实际经验是，对于大部分国家而言，限制的确存在，并且引发了激烈的动荡。

从历史上看，欧洲公共债务的崩溃当中，有一些确实是汲取能力较差。同样的法国，大革命前后的债务水平差异，可能是这种汲取能力差异的体现。这不仅仅是因为经济模式或者政府管理方式的变化，民族主义的助推同样重要。

但另一些时候，很多公共债务可能是一种旁氏债务，这可能是其崩溃的原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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